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我们将守护万物黎明”

以巨著型塑重典精神——这样的事业需要宏富的材料，深厚而坦荡的见识，对真理的执著和长久的耐心，厚达八百多页的《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版）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它不是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史料汇编和人物评传，而是相对独立地阐发出何为传统的中国科学精神，在抗战这一极端困难的特殊时期，这一精神砥砺得尤为耀眼。

以李约瑟1943-1946的中国调查路线和500多幅珍贵照片为线索，我们重温了李约瑟艰险又传奇的调查行旅，见识战时中国科学的艰辛与傲骨。与《中国科学技术史》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阅读过程不是要在途中追问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何在近代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也不是在一个同仇敌忾的大时代去炫耀先人智慧——这都不合时宜。唯一合时宜的是在抗战这样的血火年代去追问，我们的科学此时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是怎么在做，做下去又是为了什么。哪怕已经有了答案这种追问依然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唤醒更雄浑的自觉与自强。

在这段时间之外，哪怕在李约瑟中国行结束后的八十年间，回答李约瑟难题和总结古人智慧这两件事情都总有人不停在做。而他的四年中国行所获得的直观体验和东西方文明观科技观的剧烈碰撞和融合，却长时间被知识界所忽略，更何况如本书般细致入微地做历史呈现。

这段时期的历史贡献早有定论：李约瑟之行为战时中国科技带来了大量的科技物资和资料，为维持中国科技做出巨大贡献；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科技状况和成就，光是他为浙江大学推荐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就有五篇；再是向中国提供科技咨询，各类讲座和演讲多达123次。但唯有丰富的细节才能勾勒伟大的现实，这正是本书的独特贡献：如果没有了对车辙和风雪的切身体验，便无以深入当时科技工作者忧患而又坚毅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并非由战乱而起，而是历由数千年中华文明担当者所不断塑造，战火仅是它不能被摧毁，反而能救苍生于水火的又一明证。

安贫：被重置的中国科研

当李约瑟刚刚来到中国时，看到的一切都令人震惊。在这之前，他是怀着对中华文明的强烈好奇从英国政府获得了这一光荣使命。当他开始慢慢熟悉的时候，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责任：他不是来满足好奇的，而是必须朝着更深处去下潜，去描述中国科学的历史图谱和精神信念。

他看到中国科学的倔强是如此震撼，到处是简陋和烟尘所不能掩盖的圣洁光辉：汤飞凡领导的防疫处在昆明一片荒滩上重建，李约瑟记载他们1942年就生产了500万支伤寒疫苗。利用本地生产的蔗糖和玉米，他们还在1944年培养出中国自制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天文学家周长宁有整整四年从未读过新的学术杂志，甚至都很难用上电，也在坚持他的研究。

土主庙中的医药研究所，云南昆明大普集，1944年8月28日

还有无数的细节呈现在他的笔记中，他慢慢明白责任不仅仅是记下他们在做些什么，而且得记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中间还在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在西南联大，因为没有煤气，科研所有加热都用自制的土电炉进行，电炉丝没有了，就用废金属屑代替。为细胞核染色用的苏木精没有了，就从云南土产的植物中提炼。显微载片没有了，就用空袭震碎的玻璃。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物质条件，但仅凭最基本的信仰就能坚持下来。地质所李善邦博士用边角废料制造的新式地震仪，取名为霓式地震仪，三年时间记录到109次地震；中医药研究所搬迁到昆明郊区年久失修的土庙里，就在巨大观音像前研究，佛像前有石印机，标本和桌子，他们就在这里编制出了《滇南本草图谱》；在华西协合大学，医疗小组的资料在轰炸中遗失了，实验用猴因为没有资金也放弃了，他们自制的油墨很容易褪色，自制的香蕉水也不足以保护标本……李约瑟不禁感叹到：“坚毅这个字眼已不足以描述他们，除非我们加上英勇一类的形容词。”

这果真是一次“意外的旅程”，熟悉科研工作的李约瑟明白科研结果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科研过程也是有不确定性的，只是在中国看到的这种不确定因素，因为与优渥的科研环境有强烈的对比给他以巨大的震撼。在这种不确定中，反而诞生出更为确定的人和信仰。地理，气候，经济，人文景观，这些都是构成科技发展的条件。同时历史也是，他们都是科技文明长河中不可缺少的布景。现实也是，现实会影响长河的缓急，但绝不会改变它的流向。使长河奔流的动力始终是这里生存的意志和谋求幸福的欲望。

男孩们晒制过冬用的煤饼，甘肃张掖山丹。

在山丹的一所学校，他看见十来岁的男孩们制瓷、纺纱、刷墙、打煤饼、植树、筑坝、造纸……他们不仅仅是在这里学习工艺和科技，而是用他们尚未成熟的身躯去承担一个受难中民族所急缺的一切。照片中，我们可见看见这些男孩无一例外都有散发出油汗的光泽，裸露着风吹日晒的深色肌肤，但他们身上都有永不疲倦的青春活力。

那些粗糙简陋的房舍和工具，比起侵略者巍峨堂皇装满了侵略计划和灭绝技术的总部大楼，更能代表人类世界的良知和未来生活的梦想。

李约瑟在这里深刻体会到一种统一的意志和乐生乐死的情感，这必须使他对中国文化做出更深沉的追问——这是他作为科技使者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曾经梦想成为法拉第那样因为发明而名垂青史的人物，因有自知之明而转向为科技史。以人类文明为坐标来叙述科技，才能使得自己这种没有科技成果的研究获得长久的生命，和被后世不断感念的宽慰。

乐道：竹的志节和葱绿

在古代，中国科技从来就是与文化，生活，思想融合在一起，很少有单独存在的时刻。李约瑟在考察中反复见证科技中存在的文化意象，这是中国古代科技在精神层面的真实。

比如竹子。

竹子是君子，是士，无论任何时代都是象征中国科技的风骨，以孤直喻节义，以葱郁照汗青，“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亭外碧几竿，清姿耐霜寒。”照片中有四川精耕的田野，河边矗立着发明于公元一世纪的龙骨水车，高达十米；在自贡李约瑟见识了盐井使用竹管运送卤水和天然气，管道能够长达几十里；在都江堰，战时的水利机构就驻扎在李冰庙里。他注意到这里会使用竹编固定的石头来修建拦河坝蓄水。竹子从不因气节失其风姿，不为合群去其高蹈，理解竹是理解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环。

同济大学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左三），史图博（右三）、吴印禅（右二）、仲崇信（左一）， 四川李庄，1943年6月。

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精神向度上仍为传统的君子和士。李约瑟认为，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这方面全世界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越中国人，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因素引发他更多的思考。

他接触到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不乏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童第周等声明显赫的人物，大部分都具有光鲜的留洋背景和显赫的家世。即使是普通大学里的不知名教授，很多都有过曾在世界一流机构担任要职和科研骨干的经历，以至于他很多次演讲都能用德语或者法语直接进行，根本无需担心听众的能力。他们无一例外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共匡国难，都以自身的风骨画出了遒劲的竹：“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为自全之计。”

照片里这些科学家在田垄、寺庙、公路、操场和简陋的实验室反复出现，表情是一种带着真挚而温暖的微笑，而不是在轰炸过去之后新生的庆幸，好像他们仅是在参加一场春天的田野郊游。这种乐观通达同样是一种士气，就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弦乐队温柔而镇定的演奏，用须臾不可或缺的使命感去求得丰满的人生。

李约瑟在考察迁往重庆的中国卫生机构时感叹，即使带着巨量的资料和设备奔波上千英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说：相比之下，我们英国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愿在侵略者统治下讨取一种舒适的生活，宁愿坚持反侵略，而过着艰苦的生活。

天问：中国科技的精神贡献

李约瑟接触到的李济、傅斯年、吴作人等人文学者也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从而为将李约瑟难题上升为深沉而持久的文化追问。

最早的中国哲学典籍里就提出了一些原始的科技观，比如《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老子》中的“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

幸运的是，在寻求道德规范的同时中国哲学也讲究通达，必须要圆融地解决人之存在的所有问题，要将人之所害统统变成人之所利。不至于让偏见去获得彻底的统治地位，先哲们试图用“君子之器，不假他人”这一理想掌握技术的力量，也就是用崇高的道德规范去掌握和使用技术力量。这种中国式自然哲学与近代兴起于欧陆的实证哲学和力量型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强调用文明去掌握技术，后者强调用技术创造文明。

比起后者来，前者的观念在中国大一统的世系文明中很少有过根本上的变化，即使是近现代的动荡亦未能将之颠覆。李约瑟见识到的中国科学风度何以始终保持古典式的高尚？司马光在《才德论》中早有回答：“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这正和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说“人类不幸的罪魁祸首是无理性的才智”如出一辙，二战的惨烈已经在李约瑟的心中证明了，善恶之分何以比科技神力更为重要。

因此李约瑟看见活着的中国哲学始终在滋养着这广袤大地上的一切，食物的芬芳，雾气中的水车，拾禾的孩子，赶着大车的西北农民……这种哲学附着在日常生活的恒定点滴中，也灌溉着中国的艺术和科学，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节奏，安逸，缓慢，知足，友善，也憎恨任何外力来破坏这种节奏，任何制度因素都无法将之剥离。在这里，连传授技术的语言和方式都会披上一层绮丽的文采和天命式的肃穆。人们将这种令人陶醉的神圣感称之为道。

到了考察的后期，李约瑟一度迷上了道教，还给自己取了个道号。

挚爱鲁桂珍说李约瑟后来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固执，艰难的交通让他习惯于迟缓，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他平生第一次享受无需按照日程表的悠然生活。

惊人的反转由此发生：他本来打算按照西方的体例和逻辑来写一套中国科技史，他带了一面由苛刻学术训练研磨成的镜子，用来映照中国。最后却发现那面镜子也不是那么可靠，因为他有了另外一面镜子来作为对比，那就是古老的中国智慧。那么，用这面镜子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映照西方，正正衣冠，学学廉耻。或许，这面镜子能够反击欲望早已过载，野心即将焚身的另一种生存逻辑？

这些念头翻来覆去地重复多了，终于使他从一个探索者、求知者涅槃为一个智者，明白了科学不能以科学的面目单独地出现。技术并不等同于真理，对技术的迷恋只会堕入道德的深渊：他需要的是一种整体的科学观，也就是科学之道。

如果站在技术的角度中，只能永劫无间地比拼谁能制造威力更大的炸弹，那么站在文明的角度，倒是可以得出更加公允的判断和未来的乐观。正如江晓原先生指出的，李约瑟来到中国本来是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考察对象，却获得了整个文明的大视野和思想观照。

这就是李约瑟中国之行的精神收获：他本来是带着西方的评价标准前来考察中国，又反过头来由中国的文化体系去判断西方。比起李约瑟难题来，他引发的另一个难题其实更为重要，正如伟大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考察南美原生族群之后所感慨的：比起他们来，谁才是野蛮人。

这思想上辉煌的裂变并非瞬间形成的，他的中国朋友，助手，伴侣乃至《中国科学技术史》团队的所有成员，都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灵感。他在这四年的收获，需要用整整一生去消化，而他的目标，在他去世后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

关于李约瑟难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过早（先验性）地将科技置于“和”的体系之内，而不是争的体系之内（事实上能够获得生命力的中国古代哲学并无争的一席之地），以至于近代无法诞生科学体系。“和”是中国的道德与节操，是中国的责任与风度，李约瑟在“和”“君子”“道”等概念中只度过了短暂的四年，却目不暇接地体味着科技的责任和抱负，去体味文明的光辉与凋敝，和一个东方大国的广袤内心——诚然，这些事情相对于科技要求的精确是难以量化的模糊，而且不接受实验检测，只接受个人体验。但无论对于李约瑟还是我们来说它们都是如此重要：因为科技从来不是脱离文明束缚的飞艇，它是以一身人类装束的方式体现着人类的风度，人类的行动和希望，还有人类之间的冲突与和解。

世界将取决于科技的价值，而并非科技的力量——这并非在贬低科技的效用，而是用古老的中国智慧去提示：科技将发挥出什么样的力量，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是更让生活更奢靡还是更节制，是更幸福还是更苦难？这终将取决于人类的价值观。

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来做最后的阐释。冯友兰先生此文发表于1922年，远早于李约瑟难题提出的年代。他并没有从正面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个伪命题，因为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标题，“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将科学问题纳入思想问题中做整体的考量，将这个简单粗暴的质问置于宏大的思想视野中予以解构。说是回答亦可，说是蔑视更为贴切：“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将来他们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中国哲学史补》，中华书局2014年4月北京第1版）